“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大一统”一词始出《春秋公羊传》，其深层的要求就是安天下之民。“大一统”带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生产的兴盛、人口的繁衍、财富的积累、民族的交融、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社会安定、民族和谐是实现各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礼记·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人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并将个人修养与家庭伦理扩展为心怀家国天下、以国家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将追求国家利益与社会整体和谐作为实现个体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国家又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和原则。“富民厚生”强调必须正视民众对利和富的追求，“义利兼顾”表明在社会活动中既重视道义公义，又重视个人利益。也就是说，既保障民众正常财富的获得和保有，同时又要防范私利对社会公义的侵害和破坏。中国人对“富民厚生”的最终追求是共同富裕。《荀子·富国》提出“上下俱富购物狂电影，交无所藏之”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并将其作为“国计之极”。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渗透在古代诸多经典之中购物狂电影，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人们的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协调、和谐共生。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既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也是群体与群体相处的原则，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倡导的是互尊互信、友好合作的交往之道。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得到尊重，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斥。在这样的世界，人人生活在和平之中，各国和平共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共谋和平发展。
《礼记·礼运》中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购物狂电影，关注普遍的社会保障；“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关注特定人群的基本权利。中华典籍中关注和扶助特定群体的主张很多，如《尚书·盘庚》“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尚书·无逸》“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汉武帝还曾派遣大臣“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这些既有对人格的尊重，也有施以救济的措施，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鲜明体现。
“民为邦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则。先秦以降历代思想家大多认同“民为邦本”，如《孟子·尽心下》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牧民》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左传·哀公元年》的“视民如伤”、《孟子·梁惠王上》的“省刑罚，薄税敛”、《论语·学而》的“节用而爱人购物狂电影，使民以时”，都体现了爱民恤民，重视民众生命，体恤民众疾苦的思想。《墨子·兼爱下》的“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强调要给民众提供维持生活生产的基本保障；《尚书·皋陶谟》的“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淮南子·诠言训》“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则要求惠民富民，只有做到惠民富民才能真正实现保民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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