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案件1453件。其中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占比为1.6%,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拘役的轻微刑事犯罪占比70.5%,犯罪态势与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明显的轻、重分层特征,轻微刑事犯罪治理已然是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案多人少一直是困扰基层检察院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这在晋安区检察院同样存在。在此次集中速裁前,晋安区检察院便在内部明确繁简案件标准,规范精准分流,开展“繁简分流”工作。对外,该院通过与晋安区人民法院会签《关于加强沟通交流机制备忘录》,召开晋安区“大三长”联席会议,并会签《关于加强公检法工作交流会商的若干意见》等良性互动,凝聚构建晋安特色轻微刑事犯罪治理新路径的共识。
在此基础上,晋安区检察院分析办案数据,以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占比最大的醉驾案件为切入点,探索“一体式、一站式”办案,并按照市公检法三家会签意见,会同晋安区法院、晋安公安分局实体化入驻福州市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进一步完善办案流程、规范证据标准指引、全流程保障当事人权利等方面,开启了对轻刑快办机制深耕细作的探索之路,亦拉开了该院全面探索轻微刑事犯罪治理新路径的序幕。
为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可用尽用”,做好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案件的后续工作,晋安区检察院改变以往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中相对不起诉“一放了之”和“注重认罪认罚”的治理缺口,探索将公益服务评价机制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鱼跃在花见粤语,与民政、交警、社区等行政部门会签社会公益服务工作办案,实行特定犯罪嫌疑人自愿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制度,促使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回归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还依托我们院在全省首创的‘社区五员’工作机制,根据犯罪嫌疑人自身特长,灵活制定服务内容,做到考察过程有人统筹、监督、反馈,最终考察结果作为其认罪悔过的重要依据。”晋安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林花灵介绍,2023年以来,共有420余名犯罪情节轻微的涉案人员自愿参与公益服务,服务时长累计超1.2万小时。
检察官发现,在这些案件中,嫌疑人盗窃所用的小汽车,均是由案涉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平台租赁的。据此,晋安区检察院成立工作小组鱼跃在花见粤语,在走访调研20余家线上、线下机动车租赁经营场所后,发现存在未核实实际承租人员身份信息、放任成年人租赁机动车后转租给未成年人、系统无法准确识别身份证和驾驶证等经营资质、管理方面的问题。其中,线上租车平台对租车人身份审核不当的情况最为突出。
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摩两国关系发展良好鱼跃在花见粤语,双方务实合作富有成效,各领域交往日益活跃。2016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他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推动中摩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摩洛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愿同摩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哈桑转达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表示摩中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感谢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予摩方宝贵支持,摩洛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摩洛哥王室和政府均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摩中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汉语和中国文化深受摩洛哥人民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人文交流。摩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鱼跃在花见粤语,摩方愿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稳定。
" />诈骗手法的变化,公安部门早已察知。在李明运送纸箱的过程中,警方通过警银合作预警机制,找到了诈骗受害者姜先生。“姜先生遭遇的是投资理财类诈骗,骗子跟他说,线下交付现金投资款,可以省去平台交易费用。”承办此案的花木派出所民警顾磊告诉记者,已经被深度洗脑的姜先生,按照骗子指示,先用积蓄购买了实物黄金,然后到银行取现,之后将这些财物打包装箱,再叫网约车转运“投资款”。
不仅在上海,近期,全国频繁出现利用网约车运送现金、黄金等,转移电信网络涉诈财物的案件。据媒体报道,郑州、武汉、金华等多地出现利用快递、网约车运送黄金实施“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为了快速实施诈骗与转移洗白赃款,不法分子诱骗受害者,提取现金或购买黄金,并通过网约车运送到指定地点,给后者造成较大财产损失。
如今鱼跃在花见粤语,为何网约车取代快递、闪送等渠道,成为新的涉诈财物转移工具?上述民警表示,邮政、快递、闪送等行业,逐步严格对快件收寄的验视要求,也有对收件人的实名核查要求,加之物流从业者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能力增强,“诈骗分子通过快递、闪送等寄送实物黄金,被查的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又开始钻新的空子。”于是,便捷的网约车就成了诈骗分子的新工具。
而在线上,“跑分”等手段依然盛行,一些诈骗团伙开始通过购买虚拟货币,向境外转移涉诈资金,给监管和整治带来新的挑战。据介绍,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过程中,卖方先在虚拟币交易平台上出售虚拟货币,买方支付人民币用于购买虚拟货币,卖方用银行账户收取赃款,再进行拆分、取款,之后再将现金交给上家,并收取虚拟货币作为佣金,如此循环往复,逐步洗白赃款。实际上,买方的账户就是电信诈骗分子控制的账户。
在打击和治理“洗钱”违法犯罪活动时,参与其中的人,尤为需要关注。上述法律界人士表示,对参与“洗钱”环节的人员,根据行为的不同,主要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信罪”。所谓“帮信罪”,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从各地检察院的数据看,这个滋生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温床的新型犯罪,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同时,犯罪手段呈现智能化特点,如使用批量注册软件等技术设备以及虚拟币等手段来实施。此外,犯罪主体呈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特征,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涉案人数增多,有的甚至在自身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也丝毫没有察觉。“他们在洗钱活动中,充当租售银行卡和电话卡、跑分等行为角色鱼跃在花见粤语,可以理解为诈骗分子洗钱的帮凶,构成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上述法律界人士说。
为应对“洗钱”活动的新形势,我国正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和落实措施。今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围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加强反洗钱监督管理、完善反洗钱义务规定等内容,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公安部门也在强化多警种合作、提升侦查技术等方面发力,力争提升全链条打击、切断非法资金流转的打击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