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华网三评之二：不能被动被大数据“算计”今年61岁的孔枝泳是韩国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曾被媒体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孔枝泳的不少作品都取材自现实生活、真实事件。那些在婚姻中找不到出路的家庭主妇，因为抑郁症而想要轻生的人，遭遇性侵的残疾儿童，她都曾抱着巨大的同情将他们书写下来。因为作品中对黑暗现实的描写太过赤裸与深刻，当这样一个活泼开朗的孔枝泳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时候，还是呈现出了一种文字之外的反差感。
2024年10月，孔枝泳第二次到访北京，这一次她主要想和中国读者聊的是她的另一本小说《远海》。这是一个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横跨了大洋的初恋故事。在这本涉及不少私人情感记忆的小说里，孔枝泳放弃了那种直白、犀利的现实拷问，而是改用一种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一对初恋情人在年老后的一次重逢。看起来，曾经写尽世间疾苦的她迪迦·奥特曼，也想把属于古典时代的“文字的芬芳”，展示给这个时代的读者。
“西海是近乎淡绿色的翡翠。阳光亮闪闪地洒落在海面，看上去有几分透明。空气炎热而潮湿，却是游泳的好天气，如果投入大海，水里应该温暖得就像山斑鸠的怀抱。”翻开《远海》，会感到其中有一种古典的文学质感。书中那些细腻真挚的心理活动，文字之外无声的留白，也在读者心中不断放大着这种感受。用孔枝泳的话说，这次，她在小说中想要呈现的文字，有一种“油炉时代木材燃烧的气息”。
文字风格的转变，和写作者心境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关联。熟悉孔枝泳的人都知道，这些年，她这个土生土长的“首尔妞”，已经告别了繁忙的都市生活。她从繁华的大都市，搬到了韩国南部智异山附近的小山村迪迦·奥特曼，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那里，她掌管着数百平方米的田地，在院子里种植玫瑰花，并学着在温室里培育卷心菜、羽衣甘蓝，自己割草、剪树枝。慢慢地，她拥有了一个全凭自己的力量塑造出的优美庄园，这样的环境，让一些到她家探访的韩国媒体发出了赞叹。不过，在孔枝泳自己看来，她这个半路出家的“农民”做得并不得心应手。“尝试了很多事，都失败了。”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半开玩笑地说，就因为自己尝试手工活总是失败，所以才决定回来写作。
田园生活带给孔枝泳的影响，还是清晰地留在了文字和创作中。刚到农村时，她就买了一个可以燃烧木材的“油炉”，面对着这件显得有些古老的设备迪迦·奥特曼，她开始任自己的记忆和思绪流淌。她发现，乡村的黄昏时分，黑暗似乎总是比城市更早降临，在这样清冷的环境之下，人容易感到孤独，也容易陷入一些遥远的回忆之中。于是，在201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关于《远海》的记忆在她的大脑中生长，很快便有了轮廓。整整一个冬天，她缓慢地书写着这个来自回忆深处的故事，也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变化。有时，她“踱来踱去”，“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有时，她也会敏锐地察觉，自己的肉体可能比精神衰老得更快，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但这一切，都是她陷入焦虑时的感受。事实上，遵循着多年写作的“肌肉记忆”，孔枝泳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小说。书中，年过六十的李美好和约翰这对初恋情侣分隔四十年后在美国重逢，二人在一天内的对话中拼凑过往的记忆，才明白，当初的分离不是因为人性中的黑暗和背叛迪迦·奥特曼，只是因为大历史的推动和命运的阴差阳错。书中那些纯真而又遥远的情感，仿佛也在描摹着作家本人历尽沧桑的心境。
生长在大城市，却对农村生活情有独钟，能够书写残酷，也能捕捉个人的细微情感……这些都是孔枝泳身上的矛盾特质，也是她作品和人格的魅力所在。正如作家止庵在关于《远海》的新书活动中对孔枝泳所作的评价那样：“既能够写出《熔炉》，又能写出《我们的幸福时光》《远海》，这样的作家一定有着强大的内在张力，能驾驭任何题材。该义愤的时候义愤，该沉淀的时候沉淀，她能把握到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情感。”
《熔炉》出版不久后，韩国著名影星孔刘就被其中的情节深深震撼。他联系孔枝泳，强烈要求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来，由黄东赫执导，孔刘、郑裕美主演的电影《熔炉》在2011年上映，立刻引发了激烈讨论。当年10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大大提高了法律对性侵残障人士、儿童的犯罪的惩罚力度。
从此，《熔炉》也成为一部罕见地改变了法律和现实的小说。因为这样强大的现实影响力，也因为其对人性黑暗毫不掩饰的揭露，多年来，它一直被东亚地区的读者所关注，在书籍排行榜上占据显眼的位置，也一直在中国读者的视线范围之内迪迦·奥特曼，反复被阅读。“(原本以为《熔炉》)讲的是一个韩国式的坏现象，但我发现，中国读者对这本书如此喜欢，它在中国受到了很多护佑，我那时就觉得非常感谢中国。”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促使孔枝泳探寻“性侵残疾儿童”问题的缘起，是她读到的一篇新闻报道。那是在2006年，孔枝泳了解到了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性侵案件，报道中的一个细节让她惊诧不已：这些自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加害残障学生的校长、教工，在案件审理中只被判处了极轻微的刑罚，而且他们还得到缓刑的机会。这些人被从轻处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被害者家属与嫌疑人达成了和解协议，而这个方式竟然是法律所默许的。最终，报道结尾的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孔枝泳的脑海中：“被告判处轻刑，并得以缓刑，(这句话)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
这让孔枝泳突然产生了无力感。她下定决心前往光州采访，虽然她也知道，当时案件已经三审结案，但还是不断被责任心驱使，决定一探究竟。一开始，她间接地从记者、知情人等相关人士那里了解到了案件的证据，但当她面对受到侵害的孩子们时，却开始顾虑重重，不敢直接提问，害怕他们受到二次伤害。她只好带着他们去吃美食，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意外的是迪迦·奥特曼，孩子们被她的真诚打动，愿意向刚认识不久的她敞开心扉，向她讲述了很多细节，并恳请她一定要把真相讲出来。
花了两年半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心理折磨和身体透支，孔枝泳写出了这部带着血泪的《熔炉》，于2008年在网络上连载，当时就引发了人们的一番激烈讨论。到了2011年，《熔炉》改编的同名电影引发热潮之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一些“既得利益者”也开始找孔枝泳的麻烦，甚至把她强行带走进行人身威胁。如今，回忆起这段经历，孔枝泳反而显得轻描淡写，她甚至对这些往事开起了玩笑。“他们当然不是拿着刀过来的！都是一些有权力的上层人士。我还以为他们可能会说一些漂亮话，显得很帅气那种，但实际上他们说的话很难听，很糟糕。不过，最后我也就那么回来了。”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实际上，像孔枝泳这样因为干涉现实而惹上麻烦的作家，在传统的韩国文坛并不少见。像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韩江迪迦·奥特曼，也有因为作品得罪恶势力而遭到某些威胁的传闻。更夸张的是，韩国的一些保守势力给韩江的写作扣上了“歪曲历史”的帽子。即便如此，这些作家也并不会感到十分焦虑，因为他们还有来自读者的支持。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熔炉》电影问世的2011年，孔枝泳的作品在全球已经销售了超过九百万册，这个数字可谓相当惊人了。
有这些读者的默默支持，孔枝泳并不惧怕恶势力的迫害。不过，她更在乎的是另一种恶意。比如那些仅仅因为她是女性作家迪迦·奥特曼，就会遭遇的侮辱和攻击。孔枝泳有过三次离婚的经历，在韩国社会对离婚女性还有歧视的年代，她并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这些经历，但在当时，就有人故意暴露她的隐私，以破坏她的声誉。“像我这样性格的女性，因为天不怕地不怕，有些人就会看我不顺眼。”孔枝泳说。当然，如今，她对自己的所有经历早已变得更加坦然了。
很多韩国人评价，孔枝泳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受不得束缚。这个形容，能够很好地形容她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如今孔枝泳的三个孩子早已经成年，她自己过得健康愉快，从未依靠孩子照料，和孩子之间也保持着适当的联系，并不过分疏离，也不会过分紧密。对于东亚父母常常头疼的亲子关系问题，她显得十分潇洒。“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母亲，比起我母亲那一辈，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母亲会更加‘看得开’，而我这个人又特别看得开。”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对儿女辈的关怀，并不是那种时时刻刻的嘘寒问暖，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支持。2015年，孔枝泳在韩国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名为《亲爱的女儿》，其中描写了二十多个家常菜的制作方法，在柴米油盐的琐碎背后，写下了对孩子们人生的细致叮嘱，以及她宝贵的人生经验。不过，即便对美食有如此多的心得，孔枝泳依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兼顾家庭责任和写作的作家。她说，兼顾家务对于一位女性写作者而言，是一件很累的事。
联想到孔枝泳的经历，就能明白，她为何总能保持这种自由、勇敢的处事态度。生于一个富庶知识分子家庭的她，从小就没为物质生活发过愁，在学业上也是一路顺遂。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助长她的骄纵，反而让她对普通人的疾苦更加关心。1988年，25岁的孔枝泳登上文坛，出版了很多短篇小说之后，她开始撰写一本半自传体小说《奉顺姐姐》，内容正是以一个富家小孩的视角，去探索一位贫苦女性的命运。出身不错的她，文字中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审视，而是充满了细腻和真诚的探究。这部小说，也成为孔枝泳早年较为畅销的作品之一，奠定了她写作的基调和视角。
虽然年轻时曾有过顺遂的时光迪迦·奥特曼，成年之后的孔枝泳也经历过不少至暗时刻。她有多次不幸的婚姻，曾面临独立赚钱抚养孩子的难题，也曾陷入抑郁，人生反复跌入低谷。不过，正是这些饱受挫折的经历，使她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共情，甚至彻底融为了一体。2005年，孔枝泳的小说《我们的幸福时光》罕见地聚焦了韩国的死刑犯群体的内心世界，广受好评。对此，孔枝泳也曾经坦白地说，她关心弱势人群的出发点并非完全无私的，而是因为她发现，为比她更加不幸的人大声疾呼迪迦·奥特曼，也可以成为她治疗自己内心伤痛的办法。
中年之后，孔枝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社会事务之中。写《我们的幸福时光》时，她与死刑犯相处了数月的时间，至今，她还是坚持每年都要去看望死刑犯。《熔炉》事件之后，孔枝泳和出版社一起资助了光州那间残疾学校里受到侵害的孩子，孩子们后来开了一间小小的咖啡店，走上了平安的人生道路，她也会常常和他们一起去过圣诞节。因为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真切关怀，她也真的逐渐治愈了自己的心灵。
这些身体力行的举动，也让人联想起了《熔炉》中的女主角徐幼真，那个即使在自己的孩子生病时，也要帮助另一群孩子争取权益的单身母亲。这个角色就像是孔枝泳自身的投射。而在小说中，由徐幼真所说出过一句被无数读者记住的话：“我现在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改变我而奋战。”这句话也像是作家孔枝泳自己的宣言。而幸运的是，如今，奋斗了半生的孔枝泳迪迦·奥特曼，终于可以在她喜爱的乡间，安享这种“不被改变”的宁静与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