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分6.0

丹道至尊

导演:焦菊隐

年代:2021 

地区:台湾 

类型:香港 德国 英国 虐恋 

主演:未知

更新时间:2024年11月08日 11:19

原标题:四川汶川突发泥石流致国道350线中断 已抢通部分道路便道

“水资源费改税范围扩大到全国,既是前期我国‘费改税’改革的进一步延伸,有助于提升财税的现代治理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段力引,实现财政制度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高效统筹。”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在逆周期财政调节等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水资源费改税就是新一轮财税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同为政府财政收入,“税”与“费”的地位相差却很大。山东大学税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华介绍段力引,“费”的征收通常涉及多个部门,地区差异大,监管难度较高。同时,税收具有强制性,征税行为由法律强制性保障实施,而收费的依据比较分散。“由‘费’改为‘税’,能通过征管部门整合、税收法定等形式,提高征收的强度和刚性,保证财政资源的有效获取,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2016年之前,我国主要对取用水资源行为收费。2016年7月,河北省率先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以从量定额的征收办法,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使用进行规范;2017年年底,北京、天津、山西等9个省(区、市)也被纳入试点范围。如今,随着《办法》的出台,今年12月起,大陆31个省份将全部用水资源税替代此前的收费。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推向全国段力引,一方面是因为在水资源费的征收过程中,存在着多部门征收、费用标准不明确、缺乏有力监管等不规范的情况。“同时,还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现实有关。”据了解,我国人均水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分布不均。目前,有16个省份面临着水资源危机,多达300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

实际上,201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已经在法律层面段力引,授权国务院可以试点征收水资源税。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则明确,要“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完善绿色税制”。

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优先落地的税改措施,《办法》的出台被社会各界看作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打响的“重要一枪”。“水资源的问题波及面和影响力都很大。”李华说,推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利于完善以资源税、环境保护税为主体“多税共治”,以系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本次改革也释放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信号: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地方自主财力水平。”

记者对随附《办法》公布的各省(区、市)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进行梳理发现,不同省份最低平均税额相差很大,其中北京的地表水水资源税、地下水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全国最高,分别是每立方米1.6元、每立方米4元。而在一些水资源较丰富的省份,如四川、上海等,地表水、地下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则仅为每立方米0.1元和0.2元。

“对于不同省份的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地表水最高相差16倍,地下水最高则相差20倍,同一地区地下水均为地表水的两倍及以上。”施正文分析认为,这体现了我国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也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地区的水资源禀赋、不同行业的用水情况等,体现了精准调节、科学调节的原则,有利于税收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相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原水资源费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而在全面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后,水资源税收入将全部归属地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这项改革将进一步推动财力下沉,充实地方财政,拓展地方税源。同时能充分调动地方财政在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当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因地制宜发挥好水资源税在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水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的积极作用。”白彦锋说。

资源和地区的关联性向来比较强,地方税收权限的扩大也代表着更大的责任。“今后水资源税完全归属地方政府,反过来讲,当地政府也应该对资源进行更好的保护,也就是‘权责一致’。”李华提到,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强化了地方在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上的责任,专款专用的特征也比较明显。“地方政府应该在后续的公共支出和政府职能中有所体现。”

已经启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省份,多采用“税负平移”的方式,企业正常生产用水、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和居民生活用水负担基本实现“三不变”。比如,在河北的水资源税改革中段力引,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税负相差4倍,超采区取用地下水加倍征税,高耗水企业和特种行业税额标准调高。“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居民正常生活用水、农业正常生产用水,维持原有的负担水平基本不变。”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资源和环境税处处长刘彦辰说。

白彦锋分析表示,本次水资源税全面试点,遵循了“平稳转换”原则,在老百姓用水习惯没有大的变化的前提下,用水负担有望保持总体稳定。“当然,本次改革的重要出发点是发挥好税收杠杆对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对于那些节水先行、不断提高用水效率的企业将构成利好;反之段力引,对于那些水资源消耗大、利用率低的企业,无疑将加重其综合负担,这是改革的初衷和导向。”

目前,我国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在抑制地下水超采、转变用水方式等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以四川省为例,自2017年年底改革启动以来,四川全省工业用水量从51.37亿立方米减少至2022年的20.67亿立方米,地下水供水量由11.83亿立方米降至2022年的5.92亿立方米;2023年,四川省万元GDP用水量43.26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3.13立方米,分别较2020年下降10.9%、25.1%。

“在微观层面上,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可以增强居民的节水意识,引导企业规范用水、节约用水。”施正文说,企业既可以改变取水结构,也可以通过对设备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比如增加循环水系统等,来降低用水量,提高用水效率,从而减轻税负。“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带来的节水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需求,也将为节水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原标题:善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

卜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门诊上,她遇到一些超重、肥胖段力引,自身还患有糖尿病、高尿酸等代谢疾病的人,会建议他们减重。“检查后发现,有的患者体重指数(BMI,单位为千克/平方米)都超过30了。”她说。卜乐是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肥胖症诊治中心执行主任。按中国肥胖症的诊断标准,超重定义为24≤BMI≤28。世卫组织规定,超重为25≤BMI≤30,而肥胖为BMI超过30。

最近,一名“吃播”因恶性心律失常,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卜乐到心内科为其会诊。多年前,这名患者曾找卜乐就诊。卜乐回忆,当时他三十多岁,体重400多斤段力引,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那时患者认为自己状况还好,没考虑进行药物治疗或减重手术。“最近再遇到这名患者时,他告诉我,之后会努力配合医生治疗。”

曲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指南的亮点在于,提出肥胖要早治疗、早用药,这与欧洲肥胖研究协会今年7月发布的专家共识观点一致。以前有不少肥胖相关的指南,大多都是建议肥胖者,先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如果无效,再尝试药物等方式治疗。但这并未减少肥胖的发生,只是延迟了这部分肥胖者前来医院诊治的时间,还会增加患者的健康风险。

很多人并不认为肥胖是一种需要被医学干预的疾病,而是热衷于自己寻找各种减肥办法。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按照国内标准,中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肥胖症患病率为16.4%,6—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为 11.1%和7.9%。曲伸表示,尽管国内肥胖人数不少段力引,真正到医院就诊的人,不足十分之一。

目前,国内有五种药物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成年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包括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那鲁肽、司美格鲁肽及替尔泊肽。除了奥利司他,获批的其余四款药物均为GLP-1类药物,使用方式均为皮下注射,但注射频率各不相同段力引,比如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每周注射一次,中国生物制药旗下企业正大天晴研发的利拉鲁肽每天注射一次。服用GLP-1类药物的患者,可以实现10%—20%的减重,甚至更多。

大多数患者停止服药后体重反弹迅速,主要是因为大脑中与食欲相关的区域仍然“失调”。GLP-1类药物只能掩盖这种“失调”,当药物作用消除时,人们对食物的渴望会很快恢复。曲伸打了个比方,药物治疗,相当于给大脑蒙上一层眼罩,降低了向大脑的报信速度,因此,食欲会降低。只有当身体适应这样的状态后,才能逐渐实现对体重的长期控制。在曲伸看来,用药两三个月就停掉,容易反弹。长期用药后,会降低反弹率。“但现在很多医生还不太能接受肥胖治疗长期用药的观念。”他说。

陈伟在临床上接触的减重人群与接受药物治疗的肥胖人群并不完全重合。他表示,需要减重的人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在20—40岁,占门诊患者比例的80%。其中,采用减重药物治疗的,大都有糖尿病等合并症,年龄偏大。如果没有糖尿病等合并症,目前在国内开具GLP-1类药物,属于超适应证用药。“医生会有意识地避开这种开药情况。”他说。

长期用药难以回避安全性问题。恶心、呕吐、腹泻和便秘等胃肠道反应,是GLP-1类药物最常见的副作用。陈伟谈道,目前,关于GLP-1类药物安全性的临床研究,大多持续时间在两年以内,2—5年以内的安全性问题仍不确定。他谈道,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和使用人数的增多,药物的各种不良反应可能也会更加显著。相对健康的肥胖人群,并不能接受用药后明显的副作用。如果不良反应超过药物给肥胖者带来的益处,药物甚至可能会退市。事实上,历史上不止一款减肥药因此而退市。

现阶段,糖尿病合并肥胖人群应用常规降糖药物效果不佳时,使用注射的GLP-1类药物,可以医保报销。在陈伟看来,肥胖治疗药物的出现,有助于形成规范的肥胖诊疗模式。“随着肥胖诊疗模式的改变,肥胖未来有望作为慢病之一被纳入医疗管理体系中。”他提到,目前,国家医保局并未给出肥胖病的“医疗编码”,肥胖还缺少一个作为主要疾病治疗的“名分”。医生在门诊为肥胖人群开药时,主要诊断应符合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等。

很多肥胖患者,同时患有抑郁、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去年5月,发表在《转化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五分之二的超重或肥胖者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在陈伟的门诊中,他遇到过不少存在心理问题的肥胖患者。“门诊上遇到的这类患者中,大约10%存在情绪性进食。我们临床营养科诊室的对面就是心理医学科,转诊相对容易。”他说,重度肥胖本身就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因素之一。原本有抑郁、焦虑或双相情感障碍的人,接受相关药物治疗后也容易加重肥胖发生。

《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提到,多学科协作(MDT)诊疗模式,可有效提升肥胖症诊疗水平。曲伸所在的肥胖症诊治中心聚合了内分泌、生活方式评估门诊、代谢外科、心理科、内镜中心以及妇科等相关学科。患者就诊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超重与肥胖,均需接受综合评估,医务人员会详细了解年龄、病史等信息,并检测体脂率、肌肉含量等数据,对患者进行系统评估,再根据个体情况,用不同办法减重。

“MDT模式是肥胖症诊治中心的初级版,通过会诊和融合研究的医疗服务模式,把多个科室聚在一起来为个人诊疗。”陈伟解释,MDT模式下,病人只需挂一个号,之后多个相关科室的专家为其共同诊治。其实,比较理想的综合诊疗模式,应有一个肥胖专诊科室,安排有专业从事肥胖治疗的医生、各相关专科医师以及护士分诊等。分诊护士可以做初级病例采集。一位全科医生,为患者安排专业检查段力引,并提供专业化的初级诊疗意见和建议。肥胖患者的用药,可能涉及多个学科,如果初步诊断无法解决患者的全部问题,再将患者向其他专业专科转诊段力引,这时应有一个灵活的转诊机制。

“多学科诊疗模式,是未来肥胖综合治疗的发展方向。”陈伟表示,国外有专门的肥胖中心或者肥胖专科门诊,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所有肥胖病诊疗的相关问题,比如提供加码衣服、改善减重后皮肤松弛的整形外科医生等。目前,国内的公立医院尚缺乏理想的运营机制。部分公立医院尝试建立针对肥胖症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但大多是以外科为主,依靠综合医院的转诊机制来完成。

2022年,北京协和医院组建了一个针对疑难重度肥胖的MDT专业组,医院每周三会邀请多达18个专科的医生共同参与肥胖病人的MDT诊疗。陈伟表示,协和医院的MDT模式,以治疗疑难重症为主,比如合并子宫内膜癌、有生育需求但又不愿意做手术的肥胖患者。因重度肥胖导致心力衰竭的肥胖患者,每年有上百人接受治疗,每个患者都要接受几个乃至十几个科室的共同诊疗,完成其肥胖治疗后,还需进行定期身体指标的监测、随访,线上管理等,形成完整的治疗闭环。

在曲伸看来,肥胖治疗需要中心化管理和个体化诊疗,需要各个科室的医生,而不是某个科室的单打独斗。他曾在采访中谈道,中心化管理,即集所有肥胖治疗手段为一体,由中心主任统一领导,中心内所有员工的编制和绩效由中心负责。整个中心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享绩效奖金,患者收治进来后,不需要再请外部会诊,外科医生只负责做手术,随访管理有专门的营养师,最后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分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