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贺某阳因被害人提出离婚，为发泄不满情绪，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被害人胸腹部等部位多次进行殴打和踢踹……”前述材料显示，“8时35分许，谢玉梅趁贺某阳不备打开房门呼救，被贺某阳发现后强行拉拽回房间，后被酒店装修工人发现并通知前台工作人员报警。”据此计算，在酒店二楼的封闭空间内，玉梅与施暴者独处长达8个多小时。
一般来说，在人身伤害案件中，为了确定受害人的伤害程度，法医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操作规范，通过公对公到医院病房调查伤员，确认伤员当时伤情和客观伤残状况，拟订伤情等级；在出具鉴定结论时，法医学鉴定人除了需要审查送检的鉴定材料之外，一般需要对被鉴定人的身体进行必要的检查或者做必要的辅助检查，特殊情况才实施书面鉴定。
在玉梅的自述中，贺某阳先是冲进卧室扇她的脸，而后将她拖到户外殴打。她向路过的外卖员求救，对方替她报了警，并将她送往最近的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诊断结果显示先兆性流产。但那次报警没有留下笔录，“警察过来以后，带我去他们家，当时他在房间里睡觉，他妈妈来开的门，”玉梅称，“警察都没有看到他人，就说转告你儿子不能家暴，然后就走了。”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到玉梅时，是2023年7月的一个上午，即使是白天，玉梅也将窗帘紧紧拉起。为了更方便地就医和处理诉讼相关的事宜，玉梅在成都租了在一处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房间外是公用的走廊、洗手间和厨房，一旦合租者带朋友回来，或是有人敲门，她都会条件反射般将门反锁起来；晚上睡觉时，她从来不敢背对着门。
2023年7月下旬的一天，嫂子打开房门，看到玉梅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她喊玉梅的名字，没有得到回应。她不知道的是，玉梅偷偷上过楼顶天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8月，在家人陪同下，玉梅前往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闯入性回忆，查及明显焦虑抑郁情绪。”
2024年2月初，因腰痛不适，玉梅前往医院，诊断出左肾萎缩；4月18日，她再次就诊时，医生告诉她探灵档案第一集，她的左肾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在双肾显像报告上，玉梅看见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一颗豌豆大小。还没走出医院，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痛哭起来；8月，双肾显像报告上同样的位置，她的左肾已经缩成了一条难以辨认的细线。10月末，在网友的建议下，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告诉她左肾功能不可逆的同时，还在CT检查单上看见她的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等法条，将抚养权判给了玉梅，“被告贺某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至其十八岁为止的生活费......“判决书同时指明，如果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发稿前，玉梅暂未收到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