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前红：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法规研究：奠基与拓展（2014-2024）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由于商品销量不及预期，商家与带货公司之间因服务费、违约金等问题产生了争议，商家起诉带货公司要求退还服务费并支付违约金，最终获法院部分支持。销量不及预期，商家起诉带货公司为了利用直播推广产品，A公司（产品方）与B公司（带货方）签订服务合同。合同约定，B公司向A公司提供带货服务，B公司承诺于2022年4月5日前完成销售总额90万元的目标演员徐佳，并按销售额17.5%收取费用，若B公司未完成，则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继续延长合作时间或者B公司向A公司按比例退款。合同还约定，违约方对非违约方造成损失的演员徐佳，违约方应承担合同标的额30%的违约金，并赔偿非违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由于B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足量销售商品，A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要求B公司退还已支付的服务费69505元，B公司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元。丰台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找到B公司对自己的产品进行直播带货，双方就案涉网络推广服务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订立的《服务合同书》对合同解除、服务费以及违约金均有约定。经查，双方曾通过微信就退款事宜进行沟通协商，B公司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公司同意退款。A公司已向B公司支付服务费70000元，而B公司就本次服务完成的销售额为2828.44元。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双方合同解除；判令被告B公司向A公司退回服务佣金，但不是全额退回，B公司仍可以保留依据其直播销量应得的服务佣金；同时由于销量未达标且未按时退款的情形存在，B公司应当按照对A公司实际造成的损失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现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法官：商家与主播应对流量变现的风险进行预估和分担法官表示，该案中，案涉合同因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如果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解除条款，即使未能协商一致，也可以根据约定，以通知形式解除合同；而因某些特殊原因使得直播带货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时，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通知解除合同。对于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针对“合同解除有什么法律后果”这一问题，法官解释称，《民法典》第56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如下：一是未履行的债务不再履行。就本案而言，当双方协商一致后，合同就已经解除，原本约定的合同义务双方不需要再履行，即A公司不再支付服务费，而B公司也无需再提供带货服务。二是恢复原状及赔偿损失。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演员徐佳，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合同解除的受损方还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在本案中，A公司就要求B公司退回服务费。三是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当中合同解除的直接原因，是B公司带货销量不达预期，属于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故A公司可以要求B公司支付违约金。四是担保责任，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虽然本案中没有担保情形，但还是要注意：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并不当然地随着主合同的解除而免除。此外，针对“如何认定违约金过高以及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官称，根据《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法院减少违约金的，法院应以《民法典》第584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作出裁判。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根据《民法典》第584条规定确定的损失的30%的，一般可认定系“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适当减少的，应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证据。法院从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相关关系的角度，以法律规定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等予以确定，具有一定自由裁量的性质。本案中，A公司主张违约金确有事实依据，但其并未就实际损失提交相应证据材料，故法院对违约金酌情予以调整。法官提示，商家与主播在订立网络直播服务合同、约定直播推广服务时，双方应对流量变现的风险进行预估和分担，结合具体的合作模式以及销售产品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对选货、定价、库存处理、最低销量以及相应的违约后果进行明确约定。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双方应及时沟通，通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解除达成意见，避免产生后续纠纷。此外，带货主播应严格遵守产品的有关商业秘密及其他保密义务，并根据不同的合作模式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可以进行相关竞业限制条款的约定。而商家也应对产品的售后及维护等事项进行相应的配合。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11月18日，贵州雷山县政府官网发布消息提到，当地印发《雷山县确需设立议事协调机构方案》《关于清理规范乡镇（街道）议事机构和各类牌子、印章启用等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展规范乡镇（街道）、村级组织挂牌整治清理，同步开展县直部门不规范挂牌清理，严禁将是否挂牌作为考核评价基层依据，常态化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挂牌动态跟踪管理，对不符合要求的挂牌进行全面清理。积极开展精简规范议事协调机构，乡镇（街道）原则上不设立议事协调机构。截至目前，累计精简议事协调机构103个，精简率达80.46％。
10月21日，云南《保山日报》报道，保山市昌宁县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以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重构职能体系、重塑运行机制、重组资源力量破解难题，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明确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共撤销各类机构965个，减少决策环节，便于工作落实。破除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清理拆除乡镇不规范挂牌234块，未经允许任何县直部门不得要求基层加挂牌子、设置机构；推行乡镇编制分类管理，人员统筹使用，行政、事业人员可根据需要安排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实行“一人多岗”“一岗多人”管理模式，确保人岗相适、人尽其用、履职到位，提升用人效能。
10月28日，泰州新闻网报道，泰州市委编办体改处处长龚敏介绍，改革统筹了各乡镇（街道）相近领域和职能，综合设置7-9个职能机构，全市撤销了507个挂牌机构，仅保留退役军人服务站1块挂牌。撤销全市乡镇（街道）所有议事协调机构6946个，所承担职能全部回归市（区）职能机构，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切实减轻了工作负担，提升了工作质效。
新蔡县委编办通过“撤”“合”并行的“双减”方式，实现对议事协调机构的优化调整。不再保留已完成工作任务的议事协调机构，或相关工作机制已建立并有效运行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关工作由职能部门承担或主责部门统筹协调。将职责相近或工作联系密切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整合设立，破除“一事一机构，一事一牌子”的顽疾，明确乡镇（街道）不设议事协调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决策效率。目前，该县裁撤机构的牌子已全部摘除，相关部门职能调整已完成，清理规范后的议事协调机构牌子已悬挂到位。
